选择去英国留学，对我来说，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。在成长过程中，我似乎总能接触到英国文化的各种痕迹。小时候着迷《哈利·波特》， 让我对主人公所处的那个遥远国度感到一种莫名的亲切；中学时去英国游学，我又被庄重古朴的校园和宁静的学术气氛深深吸引；后来，我喜欢上英国的摇滚乐和足球文化，觉得这个国家格外有趣。这些滤镜一层层叠加，让我在决定出国读硕士时选择了英国。
01
滤镜下的英伦
可以说，我先选定了国家，然后才思考具体的专业方向。我本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电影学，主攻电影评论方向，硕士则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社会学方向下的“不平等与社会科学” 项目。二者虽同属人文社科范畴，但从艺术评论转向社会科学，其间跳跃不小。
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学楼
我选择社会学，源于几点考量。首先是学术兴趣的牵引。本科课程中电影与政治、哲学、人类学交叉的部分，恰恰回应了我对一些根本问题的关切：人类社会如何演变成今日格局？当下的结构性困境又从何而来？为了寻找答案，我开始自学社会学课程，并逐渐意识到，这门学科的理论工具或许能帮助我搭建更清晰的分析框架。
其次，社会学不仅提供理论基础，更重视方法论训练——深度访谈、田野调查、定量分析等。本科期间通过拍摄纪录片、参与田野观察实习等实践经历，我发现自己着迷于那种深入个体经验、在现场收集一手资料的过程。这与电影创作中“观察人物”的核心逻辑异曲同工，都旨在达成对人或群体的深刻理解。区别或许在于，电影更直指人性的复杂幽微，而社会学则倾向于用理论框架去分析和阐释现象。
此外，我也有一点现实的考虑。面对当时的就业环境，我曾希望转向一个更“主流”的领域，期待定量分析、统计乃至基础编程等技能，能在未来职场上增添筹码。尽管后来证明，现实与这份期待之间存在不小的落差，但那是后话了。
就这样，带着由文化想象构成的滤镜，和认为社会学能够理解并改变世界的信念，我踏上了留学之路。那时的我并未预料到，最先需要被审视和解构的，并非遥远的国际形势，而是我将要身处的这个学术殿堂本身。我所研究的“不平等”课题，首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，在我面前显形。
02
直面学术本身的不平等
英国的一年制硕士课程虽然常被贴上“速成”的标签，但课业本身并不算轻松。我的专业核心课程是一门横跨两个学期的必修课，聚焦于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全球不平等问题。此外，还有4 门选修课，我选择了定性研究、定量分析两门方法论课程，以及两门专题课。选课范围并不限于社会学系，只要与兴趣或论文相关，基本都可以申请。
我们系这一届30 多人，背景相当多元，来自不同国家，年龄、阅历的跨度也很大。入学后我更清楚地意识到，“不平等研究”这个领域天然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行动色彩。许多同学并非直接从校园走来，他们中有NGO 活动者、政策研究者、工程师，每个人都带着各自在社会中亲历的具体问题，渴望在这里找到分析的工具乃至解决的路径。
我选择这个项目，同样怀着一份朴素的理想：我想理解不平等如何在微观层面与宏观结构中系统性再生产，并希望借助学术的力量，推动一些微小的改变。我读的项目在宣传中强调“全球视野”，我一度期待能深入探讨与中国相关的议题。加上系里几位教授在不平等研究领域声誉卓著，这种学术光环也吸引了我。
校园里“南北颠倒”的地球仪
然而，社会学很快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“反思课”。当我怀着研究不平等的初衷踏入课堂， 却首先遭遇了学术体系内部根深蒂固的不平等。核心课程的阅读材料厚重，由系内教授和客座学者分专题讲授。
第二学期，一位来自巴西的同学敏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她统计后发现，课程指定的阅读文献中，约有95% 都出自欧美学者之手。这对于一个标榜研究“全球”不平等且过半学生来自亚非拉地区的项目而言，显得格外刺眼。
她的话也让我回想起第一学期上课时感受到的“疏离感”。那不仅是非母语阅读和讨论的语言压力，更是一种知识视角的缺席——在探讨许多议题时，我从课件中几乎找不到能与自身文化经验对话的案例或理论，更不用说那些从后殖民视角出发、对主流理论进行批判与补充的学术声音。
这位同学将她的发现制成图表，正式发给了项目主任——那位我敬仰的学术“大牛”教授。然而，得到的回应仅是礼貌性的“收到”，并无实质探讨。于是，在一次研讨课上，我们集体表达了质疑。
主持那门课的虽是一位新入职的年轻老师，却非常重视我们的声音。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，并将意见整理后向上反馈。一位同学的话直指核心：社会学本身诞生于欧美语境，这或许是学科历史使然；但这个项目在招生时明确强调“多样性”与“国际视角”，结果却是我们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构成了表面的多元，而教学资源与知识框架并未实现真正的包容。
这场讨论也促使我更加敏锐地审视周围。我注意到，在10 位左右的客座讲师中，仅有一两位是族裔意义上的“少数”；亚洲面孔则几乎看不见。我一度以为，这是在西方学术中心求学必须接受的现实，却忘了当初吸引我的，正是它宣称的全球关怀。
客座教授多由项目主任邀请，而他本人的研究领域正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理论—— 关于经济、文化、社会资本如何被精英阶层垄断并代际传递。他在课上雄辩地论述：一个人需要掌握特定的文化品味与社交习性，才能被精英圈子识别和接纳，从而获得机会。
然而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，他本人似乎也无法摆脱这种文化惯性：作为一位土生土长、出身学术世家的英国学者，他的社交网络与邀请名单，也未能超越那个同质化的精英圈子。那些在学术体系中本就相对边缘的少数族裔学者，更难进入这样的人脉网络，从而获得被邀请至顶尖学府讲学的机会。当目睹了这一生动的例证时，我才更明白学术体系中的不平等是如何传递和继承的——这门课上到此刻才算完整。
最终，我们系同学与系主任进行了一次正式对话——我们争取到的实质改变，是为下一届学生降低了该核心课程的学分权重。若仅以知识传授而论，这门课或许未达预期，但它却成为我留学生活中一堂真正的启蒙课。
这次经历，为我拨散西方学术殿堂的朦胧光环，我得以看见其自身难以挣脱的权力结构与体系惯性。我从中获得的，远不止理论本身，更是一种将自身作为方法、在现实中求证的自觉：当个人体验与既有叙事发生摩擦，那份困惑不应被轻易抹平，而应成为审视与对话的开始。而批判的终点，不应停留在抱怨上，还要有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勇气。
真正的学习，往往发生在书本合上之后。
03
把生活当作田野
毕业后，我与很多留学生一样，面临留下和回国的两难抉择。出于对英国文化尚未熄灭的热情，以及对国内就业压力的顾虑，我申请了为期两年的毕业生签证，决定先尝试在英国找工作。
然而，现实很快暴露出它更为粗粝的质地。在英国的职场，一个名校硕士学位的镀金效果，远不如一段扎实的本土工作经验来得实在。作为外国人，我既缺乏本地社会网络，过往经历又显得庞杂而“不专注”——电影评论的背景，加上社会学的训练，在追求高度专业化的雇主眼中，反而成了不“垂直”、缺乏精度和深度的表现。为了支付房租与生活开销，我开始了在各种零工之间的辗转。
市场调查采访员、中学生家教、食品销售、英国地陪导游、餐厅服务员……这些角色与我的专业看似毫不相干，却意外地成了我观察英国社会的底片。当挨家挨户敲门邀请当地居民参与调查时，我看到伦敦的富裕联排别墅和政府救济房之间的鲜明对比，抽象的“阶层固化”在此时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生活景观。在当导游时与Uber司机闲聊，能听到移民群体对西方政治的迥异看法。而当我站在中餐厅门口工作，对略低于最低时薪的工资的妥协， 则成了“劳动价值”与“生存需求”之间最直白的拉锯。
在前往市场调查的路上看到的紫藤花
这段“为生存而工作”的日子，并未给我的履历增添多少光彩。但当我以社会学的视角审视这些碎片化经验时，它们却拼凑出一幅比校园内更鲜活也更复杂的社会图景。留学生涯带给我的，与其说是答案，不如说是一副特殊的透镜，让我在奔波中依然能辨认出结构性的脉络，在个体的困境中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最终，我暂时停下了打工的脚步，回到了最熟悉也最能让我沉静的领域：写作。我把那些在理论与现实碰撞中迸发的火花，在日常与困顿中积攒的观察和思考，一一整理成文，分享在公众号上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些源自亲身经历的记录，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共鸣。虽然写作本身并未带来多少收入，但这种分享与对话的过程，却让我真切感受到思想的落地与连接。
在这个经济下行、移民政策紧缩的时代，也许大家也像曾经的我一样困惑于出国读人文社科的意义。现在，我试图用本科时记录的一句话来回答：“我们的工作与苏格拉底的相似，需要对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做一次彻底的省察。”在英国留学的这段时光，不仅回应了我选择社会学之初的追问，也让这句话落到实处。省察，已不再是一次性的学术训练，而成了一种持续的思考状态，它发生在课堂、生活和职场的田野上，也落笔于每一次记录与分享之中。
来源：本文系原创，原载于《留学》杂志2026年第8期，原标题为《从社会学的课堂到生活的田野》，作者邵琬雯硕士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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